性骚扰案胜诉后，难以执行的“赔罪”

性骚扰案胜诉后，难以执行的“赔罪”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布告。受访者供图
两年五个月，川震社工明星刘猛性骚扰女职员案近日了案。
2018年7月27日，小丽（化名）公开告发“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刘猛2015年对其施行性骚扰。8月10日，小丽起诉并被立案。
今年7月，二审维持了一审的胜诉裁决，法院认定刘猛存在性骚扰行为，令其在裁决生效起十五日内口头或书面谢罪赔罪。该案同样成为2018年12月最高法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列为新增案由以来首例胜诉的案件。
但是，间隔二审完结已过去5个月，小丽仍没有等来刘猛的赔罪。关于无法到位的“赔罪”，法院只能强迫执行，将裁决的主要内容刊发在媒体上。
立案难、取证难、抵偿难、用人单位责任追查难……谈及性骚扰案件，承受采访的专家用“千难万难”来描述。
而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性骚扰案件仍受“受害者归责论”的观点影响，“为何是你而不是他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使得受害者在诉讼以外也要承受怀疑、压力，大众对完满被害者的期待一旦打破，“污名化”往往随之而来。
“事件的根源是，在那个时候，损害行为是否是出现了了、能否违反了受害人的意志。”原告小丽的代理律师、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宜所副主任李莹示意。
千千律师事宜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强调，在性别暴力案件当中，惟一应该被指摘就是进犯者。
缄默的多数
从立案到了案，两年多的时间里，小丽一度“快被磨垮了”。她曾两次离任，无法进入正常工作状况。“觉得脑壳上顶了一个乌云在生存，像是有一个魔咒、有个罩子把本人罩住了，很难真正喜悦起来。”
2018年开端 “性骚扰”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正是那年7月，小丽公开告发“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刘猛2015年在温江工作站对其施行性骚扰行为。“事件放置了，但损伤存在，为何他对我做了这件事以后像没有出现了一样，也没有解决？”
一个月后，小丽提起诉讼刘猛性骚扰造成人品权损害的民事案件顺利立案。这也是呈现在大众视野中的泛滥性骚扰事情中，极少数顺利立案的。
2017年，6592个来自发表省城（都会）、大学较多省城的受访者承受了对于性骚扰状态的考察，数据显示75%的受访女性蒙受过至少一品种型的性骚扰，在遭逢性骚扰后，超越半数的人抉择了缄默与忍受，向校方与警方汇报或报案的人不到4%。
站出来需求勇气，性骚扰事情背后往往有着隐秘的“权力管制关系”。
吕孝权示意，广义的职场性骚扰除了了在办公场合出现了的性骚扰，还包括校园出现了的师源性骚扰以及医患关系性骚扰，权力管制性与精神管制性是最主要的体现方式。
“职场性骚扰通常没有直接的肢体暴力，行为人利用和被害世间的权益不平等关系，或许利用职权便利，比方教师、医护人员利用非凡的职权便利，经过所谓的权益管制、精神强迫、心理强迫，对被害人施加管制，使得他们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达到性骚扰甚至是更重大、程度更深的性进犯目的。”吕孝权说。
李莹曾代理过一个案子，一名女硕士因回绝导师性骚扰而被导师告发论文剽窃，得到重大正告的处置。“职场中穿小鞋、制作障碍关于一个领导来讲并不是难事，而像穿小鞋这类事‘只可意会，很难言传’。”
2018年，从事主妇儿童权利维护的公益机构北京市源众性别发展中心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职场性骚扰法律和司法审判案例钻研汇报》，汇报搜寻了2010年至2017年末时期约9600万份裁判文书，最终只取得34例以性骚扰为主要诉讼现实的案件。
实际上，早在2005年《主妇权利保证法》修订时，便提出“制止对主妇施行性骚扰”，明确了对性骚扰的立场。但性骚扰配套的法律规制体系、对付机制仍不够完善。
2018 年 12 月最高法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列为新增案由，破解了以往性骚扰案件缺少对应案由的难题。
但是立案之后，性骚扰案件仍面对取证难、抵偿难、追非难等问题。
如何举证
复盘这起案子胜诉的关键，李莹将其归结为：证据。“民事诉讼最重要的就是证据，谁主张谁举证。”
然而性骚扰的证据具备非凡性，“出现了的空间隐秘，很难有直接证据，此次案子获得关键证据是经过律师的专业性支持。”李莹说。
她谈到，由于取证难的问题，不少的性骚扰案件只是披显露来，很难走民事诉讼的路径，甚至由于证据不足，被骚扰者反告损害声誉。
上述源众的汇报显示，20.6%的案件是嫌疑性骚扰者作为原告，对受害者及其亲朋或许用人单位提起的诉讼，主若是原告以为用人单位对其性骚扰行为的通告，或受害者揭露其性骚扰的行为，损害了其声誉权。
去年西城法院通报涉性骚扰劳动争议纠纷的调研，用人单位以性骚扰为由辞退职员的胜诉率只管30%，一个最重要的缘由是缺乏证据。
在李莹看来，性骚扰案件应该实用优势证据准则，一旦法官确认受害者的证据更可托，那就应该采纳。
另外，假如原告与被告双方都否定的话，从某种意思上来讲，受害人的陈说更为可托。“之前曾有相似判例，法官说理时示意，受害人不会自毁清誉，构陷的可能性小，证言可托度高。”李莹强调，目前社会是对性骚扰受害人存有成见，站出来对本人名誉会有影响，所以性骚扰出现了的可能性大，更为可托。
吕孝权以为，应该履行推定准则，来处理性骚扰侵害责任纠纷的举证责任正当调配问题。首先，仍是应该由原告也就是被害人来举证证实，第一有损害现实存在，第二有损伤结果。这个情况下，举证转移到被告证实不是我干，假如无法反证，法院应该推定他就是骚扰者。
“也就是原告方、被告方均有举证责任，双方将证据摆在台面上，由法官依据优势证据来认定。”
难以认定的精神侵害抵偿
即使跨过取证的难关，赢了官司，小丽以为案子仍留下了遗憾，此中一个遗憾是二审法院没有支持本人提出的精神侵害抵偿。
事件出现了后，小丽分开了本人酷爱的公益事业，在案子诉讼过程当中两度辞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法高校副教授靳优雅撰文示意，性骚扰和其余损害身材权、健康权等人品权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大多数性骚扰行为给受害人带来的损伤往往不是身材上与健康上的直接损伤，而是心理与精神上的损伤。
“在民事法律上确认对受害人进行精神侵害抵偿与追查用人单位承当的法律责任已经是大多数国家在法律上的通行做法。”靳优雅说。
然而实践中，想拿到精神抵偿并不是易事。从裁判文书网以“性骚扰”“精神侵害”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约70份裁决书，2例以“性骚扰侵害责任纠纷”为案由立案。
这70份裁决书中，约12例是性骚扰被害者提出精神侵害，4例对提出的精神侵害抵偿不予支持，其他抵偿数额在3千元到2万元不等。
关于数额超越一万的精神侵害抵偿，留意到，通常随同较为激烈的骚扰行为或许对被害人造成生理上的创伤。
比方，今年河南省某地的一同裁决书中显示，被告杨某对原告进行性骚扰，在原告追逐其过程当中又将其打伤，给原告精神造成损伤，致使被确定诊断为中度焦虑，法院裁决被告抵偿精神侵害抚慰金10000元。
去年陕西省一地中级法院在二审时将一审认定的6000元精神侵害抚慰金变更为10000元。这是由于“被告违反原告意志，在关闭狭小的车内强行搂抱、亲吻周某长达7、8个小时，的确给原告的精神造成为了巨大的损伤。”
吕孝权示意，现在法官的观点意识还逗遛在性骚扰这一损害行为给被害人造成重大的心理创伤，才可能会裁决施害人给被害人支付精神侵害抵偿。
靳优雅以为，在民事抵偿上，因为对性骚扰受害人的精神侵害抵偿实用《侵权责任法》对于精神侵害抵偿的规定，招致受害人难以取得精神侵害抵偿。
不过，行将施行的《民法典》对此问题作了回复，人品权编中明确规则 ：违反别人志愿，以语言、文字、图象、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别人施行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申请行为人承当民事责任。靳优雅示意，该款规则并无将“造成重大侵害结果”作为限制性前提，关于性骚扰受害人的精神侵害抵偿的实用具备非常重要的价值。
“悬空”的机构责任
除了却未获精神侵害抵偿，小丽另外一个遗憾是对“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追查连带责任的诉求未得到惬意。
这段时间，小丽给刘猛现在所在的单位河北省省社会工作促成会，以及其业务主管单位河北省省民政厅都发了倡议函、诉求函，都是石沉大海。
“假如仅仅只是一个赔罪，付出的成本过低了。”小丽说，法律给了我一个公道，机构也需求树立反性骚扰机制，让蒙受性骚扰的一方能真正有效去处理问题。
单位责任难以掉实，不只仅是本案，也是诸多性骚扰案件中的一个难点。
留意到，早在2005年《主妇权利保证法》修法时就有过对于用人单位责任的探讨。“思考到性骚扰能否限于工作场合，用人单位选用什么防备法子，情况都比较复杂，还需求进一步钻研。本法需求规则的是受害人的救援渠道与施行性骚扰详细行为的法律责任。”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会副主任委员蒋黔贵在汇报中指出。
值得留意的是，2007年四川省省颁发《四川省省〈中国主妇权利保证法〉施行方法》，不只规则了用人单位与私人雇主该当选用法子禁止工作场合的性骚扰的义务，还初次明确了用人单位与私人雇主的差错责任。
行将施行的《民法典》也突出强调了职场性骚扰的问题，《民法典》1010条第二款规则，机关、有限公司、学校等单位该当选用正当的预防、受理投诉、考察处分等法子，避免与禁止利用职权、隶属关系等施行性骚扰。
该条款为压适用人单位法律责任奠基了根底，但是用人单位假使不实行有关职责怎样办呢？《民法典》没有给出答案。
吕孝权直言缺乏刚性的法律问责机制，该条文就像是没有牙齿的老虎。他以为，单靠一个条款无法处理庞杂的性骚扰问题，需求卓有的、具备针对性、可操作性的配套制度，能使得法律掉地生根。
等不到的赔罪
经验了将近900天的时间，整个诉讼过程对小丽来讲极为“耗费”。庭审过程当中，有证人作证指向刘猛和小丽的非正常关系，“都是子虚乌有的，他们明白这些关于捣毁一个女性名声是致命的。”
她在朋友圈转发的对于话剧《阴道独白》的内容成为了对方证实其“不检点”的证据。
李莹用“狂风骤雨”来描述性骚扰受害者的处境。
上述考察汇报显示，很多性骚扰的受害者在事情出现了之后，“感觉耻辱”“以为会对本人学习/生存有不好影响”。12.4%的受害者会由于性骚扰经验重大影响人际关系、学业，甚至呈现抑郁、自杀等情况。
“这类文化下将错误归因于女性，”李莹说，“咱们应该回到事件根源，在那个时候，损害行为是否是出现了了，是否是违反了受害人的意志，这才是事件的根源。”
吕孝权示意，对受害者污名化是对传统性别文化观点招致的，无论是性骚扰仍是性进犯，会有受害者归责论。“这当然是不对的，在性别暴力案件当中，惟一应被指摘的是进犯者。”
“你得与这些苦楚的感触一同生存，没方法像脱衣服一样把它给扔落。”小丽通知。
法院裁决已过去近半年，但小丽没有等来刘猛的赔罪。
知晓到，民法通则将“谢罪赔罪”确立为一种自力的民事责任形式，并为后来的消费者权利维护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等多部法律及司法讲明连续。
“赔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征的一种侵害抵偿责任。”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讲师刘永廷通知，“假如当事者不执行的话，法院也没有好方法。实际上，在我国身份关系与非财富属性的裁决，城市遇见执行难的问题。”
北京市化工高校文法学院副教授岳业鹏撰文称，谢罪赔罪毕竟触及责任人心田的自省，司法实践其实不承认直接强迫执行，而是采纳代替的实行形式。侵权人拒不执行生效裁决的，法院能够选用布告、登报等形式，将裁决的主要内容及相关情况发布于众，费用由被执行人累赘，并可按照民事诉讼法例定选用罚款、扣留等法子。
刘永廷倡议，在立法上对不执行者有代替性的制裁法子。
“遭到的损伤没有方法短期修复，”小丽说，“赔罪是刘猛必需要做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