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颗免费退烧药:一群意愿者与乡村老人的衔接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22年12月初开始,许多县、乡镇经历了新冠感染潮。12月14日,几个普通志愿者发起了“农村老人退烧救助行动”,为农村老人免费送退烧药。他们找到更多志愿者,将无数陌生人的善意,传递到更弱势、边缘的群体中去。
截至2023年1月10日,志愿者团队通过个体捐赠、与其他公益组织合作的方式,捐助了30多万颗退烧药,帮助了近九万名农村老人。这些村庄,有的已经度过第一波感染高峰,有的还在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冲击。
志愿者
事情要从那个下午的电话说起。
2022年12月14日下午,坚果给陕西榆林小壕兔乡的老吴打电话,打听老吴所在乡上的“发烧”状况。当时,全国各地陆续放开对新冠病毒的疫情防控,城市里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不断增加,网络上流传着“城里人抢光了偏远小县城的救命药“类似的文章。原本,坚果以为农村流动性小,会是比较晚感染的地区、不会严重缺药。在跟老吴联系过后,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想法有点乐观。老吴在电话里告诉他,自己全家都在发烧,但因为没有抗原,不能确定是否感染新冠。老吴身边,大概有10%的村民也有发烧状况,乡里的药房、卫生院已经买不到退热药。
12月14日下午,坚果跟两位朋友商量,决定在社交平台发起“农村老人退烧救助行动”,首批募集5000盒退烧药。他们先是建了一个“排队领药”的微博账号,搜集农村地区缺药信息。很快,“排队领药”账号下涌入大量评论。留言区成了一块求助墙,写满了来自国内大部分省市的求药信息。信息大多是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为农村已经感染的亲友“求药”。还有少量留言提到自己有多余的药物,可以捐给需要的人。
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在为村民免费发放退烧药 (图源 | 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
“那时我才知道农村缺药已经非常普遍,农村肯定比城市面临的危险更严重,我们必须继续做点什么。”坚果说,12月15日凌晨,他和两个伙伴在微信平台发布文章,面向公众,召集志愿者、筹集更多退烧药。活动发起不到24小时,团队按片区(东北、华北、华南、西南)建了四个微信群,大约1500人在群内交换信息。之后,一个大约100人的志愿者群成立。
这是疫情放开后,民间第一个城乡互助的送药活动。郑宏彬是核心团队成员之一,也是这次救助活动中负责对接志愿者、求助者的主要负责人。“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以小壕兔乡为例,一个镇上大约有2500个老人,我们的目标是每个家庭发两盒退烧药,所以说募集5000盒退烧药。后来,志愿者群讨论后觉得目标要更集中,药物量不用太大,就把救助目标定为60岁以上的老人,每位老人3-4颗退烧药。其中,考虑到安全因素,怕出问题,退烧药只募集大家普遍认可的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片。”
这不是郑宏彬和坚果第一次关注农村问题。生活中,他们的身份是艺术家,跟乡村最早的接触,是2018年5月榆林小壕兔乡水污染事件,他们用一万瓶农夫山泉水瓶装满当地的饮用水,带到北京展览。也是那次活动,他们认识了乡上的村民老吴,每年老吴会跟他们联系几次,说说乡上的新问题。近两年,他们关注乡村重金属污染,以及进城务工又返乡的农村青年。而关注乡村议题,一方面是因为“在城市做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另一个原因,是郑宏彬与坚果出身乡村,他们熟悉那个容易被忽视的地带,“如果不为乡村做点什么,总觉得有点亏欠。”郑宏彬说。
《灰姑娘药剂师》剧照
但真正开始筹集退烧药的志愿活动后,他们才发现“太难了”。
首先是买药。郑宏彬说,活动从12月14日发起至今,他们没有采购到任何一批“价格正常”的退烧药,甚至没有成功对接到一家医药公司。“对于我们这种临时搭建的民间志愿组织,药厂不愿跟我们合作,只能通过药贩子买药,到手的价格涨了3-4倍。”
郑宏彬团队获得的两批次捐赠药物,都是靠多年的人脉。一批次来自一个药物集散大省的朋友捐赠——将近三万颗布洛芬;另一批次,是一位在医药公司工作的朋友帮助。朋友协调了公司资源,捐赠了1000盒感冒灵。此外,更多的药物靠无数陌生人“群筹”。意思是,团队发现某个村子需要退烧药后,由志愿者核实信息真实度,联系村委或村医统计村庄老人数量,将数据发布到几个微信群里,有多余药物并愿意捐助的个体,登记信息后、直接邮寄药物到村。
另一个问题是物流。“农村老人退烧救助行动”发起的前十天,刚好是城乡大面积感染新冠的时间段,没有快递接单、接单后物流阻滞是常有的事儿。最长的一单快递,花了八天才送到村,郑宏彬甚至动过自己坐高铁去榆林“人肉送药”的念头。
图源 | 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
直到12月21日,第一批运往小壕兔乡的3000颗退烧药抵达。之后,物流逐渐通畅,更多的药物运往广西、贵州、河南、湖北……截至2023年1月10日,郑宏彬团队捐助了30多万颗退烧药,帮助了将近九万名农村老人。在团队统计的表格中,药物数量最小的一笔,来自陌生“网友”捐赠的四颗,最大的一笔,是团队购入的28万颗。
28万颗药
28万颗药,来自志愿者团队与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的合作。12月中旬,志愿者团队联系到众信公益基金会的王宏斌,提出将早期募集到的12万左右资金,交由基金会购买退热药并发放到村。
王宏斌是众信公益基金会的监事,也是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在太原市的销售代表,在医药市场有些资源。“我接到他们电话时正阳着,先用电话找了一圈山西、安徽、河南等地的批发商,一个没找到。”王宏斌的嗓门很大,听起来很有热情。“大概一礼拜后,我身体好了,出门去找,正好看到一个药房在卸货,都是退烧药。我上去就找到老板,问他还有货吗?剩下的我全要了。我跟他说这些药以基金会的名义购买,要送到最贫困的山区给老人用。老板是个好人,立马同意,把他剩下的布洛芬停止销售,后来卖给我大约28万颗。”
这是志愿者团队购入药物数量最大的一批。12月底到1月10日,王宏斌等人陆续发放了山西省7个县城的几十个村子。
图源 | 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
王宏斌把发药的第一个村子,选在自己的老家——吕梁市临县刘家会镇石坌则村。这是一个偏远、老弱的山村,村民大多住在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虽然距离镇上只有5公里,但因为没有公交车,且老人散居、年纪大,所以很少有人流动。村里常住人口100人左右,其中7、80人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村里早就没了学校,所以没有小孩。50多岁的年纪,在村里算是年轻人。
今年48岁的村书记王军军说自己是村上“第二年轻”的人,他告诉本刊,自2022年12月中旬,临县的疫情管控放开后,石坌则村老人目前还没出现第一波大规模感染。过去三年,村里也没有一例新冠阳性。他把暂未感染的原因归结于山区的偏僻,以及人少,“好管理”。他经常帮老人取快递、采买日常生活用品。“村里老人抽什么烟,喜欢买100块还是105块的面粉,我都知道。”村里没有小卖部,有时他到镇上找一些摊贩、流动的日常用品售卖车,让商贩到山上卖半天东西。“尽量保证不让老人外出。”
但这种封闭性的另一面,意味着偏远山村更难面对“不知何时到来”的疫情冲击。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剧照
村里“第一年轻”的是32岁的村医王艳勤,他告诉本刊,过去三年,他不能接诊发热病人,卫生室最多就存两三盒感冒药。他也不存打针和输液药,因为村民年纪大,他担心输液造成意外。所以大部分情况下,他的工作除了做核酸,就是去镇卫生院为老人补充基础病药,以及骑摩托车带老人去镇卫生院打针、输液,村卫生室几乎毫无储备。所以,当12月中旬,他收到疫情放开通知时,卫生室里没有一片退热药。当天下午,他去镇卫生院拿了一瓶100片的布洛芬,至今只用了十几片。他记得拿药的是两三位老人,感冒,低烧。因为没有抗原跟核酸检测、且村庄没有出现大规模发烧症状,王艳勤只能判断,村里目前没有一个人感染。
王宏斌也曾亲身体验过偏远乡村的封闭、脆弱。“八年前,我父亲一人在村子,犯了肺心病,给我们打电话说喘不过气。当时是夜里两三点,下了大雪,高速也封了。我们兄妹都在太原市,一时回不到家,就求助村里的人去照顾父亲。当时将近零下二十度,村民夜里到我家,有扫雪的、帮忙找车的、照顾父亲的,当天夜里给父亲送到乡镇卫生院,救下一命。那天我就有念头:我要感恩这些人。”此后,每年春季或深秋,王宏斌都开车回村,跟村书记一起给老人送感冒药。这次他与志愿者团队合作采购到药物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家乡老人发药。
图源 | 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
1月初,王宏斌到石坌则村给每位老人发了四颗退烧药,还带上了“农村退烧救助行动”的红色横幅。过了两天,镇卫生院又为下辖村老人每人发了6颗退烧药。王军军说,目前村民退烧药充足,但应对也许“迟早要来的感染”,村里也只有退烧药。
麻风康复村老人
在郑宏彬团队公开的救助信息中,我注意到这样一组数字:12月28日,志愿者团队为广东省三十多个麻风康复村。大约6、700老人,送去2200颗对乙酰氨基酚。
与志愿者团队对接的,是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的工作人员冯洁珍。汉达康福协会是国内最早一家专门服务麻风病康复者的民间组织。麻风病,是一种由麻风分枝杆菌引起的疾病,有低传染性,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残疾。上世纪80年代,在研发出治疗麻风病的特效药前,病人被集中隔离到城市最偏僻的角落、山区,甚至小岛上。现存的麻风康复村属于各地卫生健康系统管控的单位,相当于当地皮肤科医院的住院部。目前,国内有十几万麻风病康复者,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广东省大概有60个麻风康复村,1000人左右,汉达康福协会常年服务其中的34个村子。
冯洁珍告诉我,过去三年疫情防控期间,34个麻风康复村,没有一例老人感染新冠。疫情放开后,1月10日到11日,汉达康福协会电话采访老人,统计出老人感染244例,死亡3例。通过向公益组织求助和管理单位发药,老人的退热药目前比较充足。
缺药只是暂时的问题,冯洁珍觉得,疫情以来,麻风康复村老人面对的更大问题是孤独。
《过韶关》剧照
汉达康福协会曾在微信公众号上针对麻风康复老人做过一次问卷统计,问老人放开后,希望什么样的探望方式。答案是——大多数人选择“做了核酸后自由进出,不要封闭”,还有20%的老人希望“完全开放,不设任何限制。”最近几天,冯洁珍在统计数据、跟老人通话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两种情绪:一种,来自暂时未出现阳性病例的康复老人,“他们还是害怕病毒,担心死亡。”但更多的是另一种,在已经出现感染的麻风康复村,“老人最多的诉求是被看望。”
“疫情三年给老人带去的孤独感、隔绝与遗憾,远远大于疫情放开后老人的恐惧。”冯洁珍说一口平舌的普通话,语速很慢,听起来很温柔。她告诉我,曾经有一位麻风康复村老人,在2019年底、协会在村庄举办的生日会活动中,走到她旁边,悄悄地说:这么多年都没去过你们办公室。“我知道他在暗示,想来广州看看,当时就答应他,明年安排。”但2020年初疫情暴发,老人的村子完全封闭,限制探视和出行。几个月前,老人去世,他还没去过广州。
“还有一些病危住院的孤寡老人,以前,我们都会尽量去看望,但疫情期间,我们一次探视的机会也没有,最后老人只能孤单在医院离世。”冯洁珍的语调逐渐变低,她说,疫情前,她每年至少去同一个村子两次。疫情后,大约三分之一的麻风康复村处于完全封控,或是不允许外界探视的半封控状态,有些村,她三年只去过一次。
《过韶关》剧照
这次放开后,冯洁珍给几个长期封控的麻风康复村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能进否村,却发现管理更严格了。“因为外面放开了,负责人觉得感染风险加大,我们暂时还不能进。”冯洁珍说。
对于广东省开平市玲珑医院的院长董淑猛来说,他能理解部分麻风康复村严格的防控措施。“现在县、市综合医院的床位基本是满的,医疗资源紧张,我们希望麻风康复村老人的感染高峰来得更晚一些,我们也好做更多准备。”董淑猛和两名医生、三名护士负责照护一个麻风康复村——玲珑村,村内有31名麻风康复老人,过去三年到现在,没有一例新冠阳性患者。
董淑猛说,原本春节前是玲珑村最“热闹”的时期,不少公益组织会去村子做活动,今年他已经拒绝了好几家。比较幸运的是,董淑猛在2022年11月底的药品采购中,看到广州、深圳等城市的阳性病例越来越多,当时就购入100多盒莲花清瘟颗粒,1000粒布洛芬片,1000个N95口罩等。“我们三十多个人完全没问题。”最近,董淑猛又跟上级沟通,“希望能采购到阿兹夫定这样的小分子药。如果之后有老人感染,重症前先服用,也能减少大医院的病房压力。”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剧照
郑宏彬从没想过团队能采购到阿兹夫定。进入1月,一些更大的公益平台和城市开始免费给老人送退热药,“排队领药”上留言求助的信息越来越少。偶尔,一天中有一两个村民联系上“农村老人退烧救助行动”的志愿者,郑宏彬就在社交平台上开启新一轮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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